《千面宋人》仇春霞廣西師范大學(xué)出版社

以120余封宋代士大夫之間的往來私信，結(jié)合史料講述書信所涉人、事、物背后的故事，從戰(zhàn)場、為官、治學(xué)、人情、生死五方面揭示宋代士大夫的不同側(cè)面，《千面宋人》呈現(xiàn)出不同的歷史風(fēng)貌——書法、繪畫和歷史形成了奇妙的結(jié)合。

《千面宋人》中的人物類型大致可分為三種：文臣——如范仲淹、虞允文、蔡襄等等；武將——如岳飛、狄青、劉锜等等；文人（無官職者和有官職者）。

宋代重文輕武，《千面宋人》述及的武將劉锜、岳飛、狄青等人最后的結(jié)局都不好。劉锜屢遭拋棄，岳飛含冤被殺，狄青被文官攻擊而失去職位……如此優(yōu)秀的武將，際遇如此憋屈，宋代難以抵御外敵可謂其來有自?！肚嫠稳恕芬运未咳藗魇罆艦榍腥肟冢灿幸话吒Q豹之效且讓人警醒——先進的文明如果沒有強大的武力以自保，難免被落后的文明所扼殺。古希臘古羅馬如此，宋代被蒙古所滅同樣如此。

陳寅恪先生曾說，“華夏民族之文化，歷數(shù)千載之演進，造極于趙宋之世。”宋代雖然在軍事、政治上羸弱，及至南宋，如錢鐘書所說，領(lǐng)土更是“從八尺大床變成了行軍小床”。然而，宋朝文化，深為周邊少數(shù)民族政權(quán)所認同。據(jù)說金國暴君完顏亮，聽到了柳永的詞《望海潮·東南形勝》，里面的句子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，因而決意南侵。

完顏亮的事跡在《千面宋人》中亦有論及。書中借解讀張浚致虞允文的一封信，鉤沉了這段史事。完顏亮1161年以一柄屠刀登上皇位并遷都開封，舉兵數(shù)十萬南下，一時所向披靡，僅一月就抵達長江，準(zhǔn)備在采石磯渡江。趙構(gòu)派葉義問前線督戰(zhàn)，虞允文參謀軍事。從未指揮戰(zhàn)斗的老書生虞允文以一萬多士兵打敗了完顏亮的渡江部隊。完顏亮強令三日渡江，不料激起嘩變，趁完顏亮睡覺時將其亂箭射死。金國新皇帝完顏雍與南宋議和，于是危機化解。虞允文自此得到重用，宋孝宗趙昚即位后還做過宰相。

虞允文以一介書生建立奇功，就連飽經(jīng)沙場的老將劉锜也表示佩服。張浚致書虞允文，是對虞允文出任川陜宣諭使所做的考察工作表達贊譽。由此可見，虞允文確有真才實干。

在《千面宋人》述及的往事中，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得勢和失寵，每一次都伴隨著人事上的巨大動蕩，由此也引發(fā)了士人的命運沉浮。雖說宋代皇帝有意與士大夫共治天下，不殺上書言事人。但是，畢竟皇帝也是人，免不了有自己的習(xí)性和偏好。對于士人而言，除了真才實學(xué)，如何維持和皇帝的關(guān)系同樣至關(guān)重要。善于揣摩圣意者，即便一時失意，也能發(fā)揮自身特長，盡快擺脫不利地位。在《千面宋人》涉及的人物中，書法家蔡襄可稱文臣中的典型。

1044年10月，33歲的諫官蔡襄作為慶歷新政中的改革派一員，被貶為福州知府。因政績良好，1047年升任福建路轉(zhuǎn)運使。這一職務(wù)的職責(zé)是統(tǒng)籌地方物資與財富運輸，后來又?jǐn)U權(quán)負責(zé)人事監(jiān)察。剛履新職不久，蔡襄帶病去建安北苑監(jiān)制貢茶。他親自考察并參與制茶的每一道工序，操勞兩個多月研制出新茶“小龍團”（小團茶），一斤20餅，每餅五銖錢大小，直徑三四厘米。

首批小龍團僅有10斤。作為一個愛茶人和品茶大師，蔡襄將這款茶進貢給宋仁宗趙禎，并得到了趙禎的喜愛。1050年，蔡襄被調(diào)回京城修撰《起居注》，記錄皇帝的言行，趙禎曾經(jīng)問起小龍團，并多次問他建安貢茶制茶、試茶的情況。1052年，蔡襄精心撰寫了一部《茶錄》，介紹如何鑒定茶的色香味，如何使用茶具，如何收藏茶葉等等，并用楷書抄錄一份獻給趙禎，成為皇帝喝茶的教科書。

蔡襄將自己品茶的特長予以發(fā)揮，制作小龍團得到皇帝的喜愛，難免有人認為這是獻媚邀寵。蘇軾把丁謂此前類似的行為和蔡襄聯(lián)系起來，稱為“前丁后蔡”。但是，趙禎和蔡襄的互動，固然有皇帝和大臣的權(quán)力關(guān)系，但其中也有心心相印的意味。1056年正月十六，北宋皇宮中的會靈觀著火燒毀，趙禎下令重修，取名集禧觀，趙禎下令將宋仁宗趙恒的《奉神述》刻石，趙禎親自書寫碑額，蔡襄抄寫內(nèi)文。蔡襄完成之后，將摹本送給趙禎。趙禎時候親自書寫“君謨”二字賜給蔡襄。“君謨”是蔡襄的字，“謨”是計謀、策略的意思，“君謨”的意思就是為皇帝獻計獻策?；实塾H書兩字給蔡襄，顯然另有深意。蔡襄心領(lǐng)神會，立即寫信感謝皇帝，并寫長詩歌功頌德。趙禎收到感謝信后，知道蔡襄明白了自己的用意。他很高興，又給蔡襄回信。當(dāng)年11月，趙禎在南郊祭天地，蔡襄同行。回來后，蔡襄作《親祀南郊詩》獻給皇帝。很快，趙禎下詔賜蔡襄母親盧太夫人為“仁壽郡太君”，賜蔡襄夫人為“永嘉郡君”。蔡襄將皇帝的賜字、自己寫的謝詩，皇帝的獎詔、母親和夫人的封號寫成一篇文章呈送皇帝，并將其刻石。另外，他還將皇帝的獎詔單獨刻石。趙禎收到信后很高興，又對蔡襄予以表揚。

不難看出，趙禎和蔡襄之間既有上下級之間的權(quán)力關(guān)系，也有“投之以桃，報之以李”的互動。用現(xiàn)在的話說，蔡襄情商極高且精于逢迎，他漂亮的書法和頌圣詩文讓趙禎“龍顏大悅”。在那樣的政治格局下，用道德標(biāo)準(zhǔn)指責(zé)蔡襄或許并不恰當(dāng)——蔡襄的頌圣雖談不上高尚，但其利己并未損人。

與蔡襄相比，蘇軾可謂文人范例。在政治生涯中，蘇軾多次被貶。然而，正如趙翼在《題遺山詩》中的名言：“國家不幸詩家幸，賦到滄桑句便工”。蘇軾在詩、詞、文章、書法、繪畫上都取得了杰出成就。如果說，蔡襄善于做官，為自己和家人贏得了利益和榮華，其書法成就也被世人公認。那么，蘇軾則善于創(chuàng)作，他在現(xiàn)實政治中因“不合時宜”而多次碰壁，但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(chǎn)，足以流芳百世，遠非蔡襄所能相比。

《千面宋人》通過書信、繪畫的角度進入歷史，作者的古典文學(xué)功底和藝術(shù)理論造詣為讀者提供了與嚴(yán)肅學(xué)術(shù)和通俗歷史不同的閱讀感受。而文人墨跡、繪畫與史事有機地融合，古代文化知識的普及，增進了讀者對宋代社會的了解。杭州蘇堤秀美，蒲圻赤壁聳立，今人大可在暢游的同時，吟誦蘇軾等人的詩詞，懷想一個逝去的朝代。（原載《北京晚報》，作者為張弘）